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資研發中心累計突破400家，達到402家；　而在2006年的同期，落戶上海外資研發中心還不到200家。這是一個難得的“家門口的資源”，不僅數量可觀，而且能級也高。

　　近期，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在對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專題調研中發現，建設全面啟動的一年多來，在滬外企對此的關注度和熱情，超乎預計。但許多在滬跨國公司希望，能突破種種瓶頸，更深入地融入到科創中心建設之中。

　　在本報記者的采訪調查中，外企和研究機構相關人士進一步指出，外資研發中心數量與日俱增的同時，它們和上海的創新大環境，似乎總是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如何破墻，需要各界思考。

　　在滬外資企業持續巨額投入研發

　　1994年，隨著浦東開發開放，瑞典羅氏制藥成為最早來到上海的跨國公司之一。

　　2004年，羅氏制藥在張江設立了在發展中國家的第一個研發中心，也是跨國制藥公司在上海獨資建立的第一個研發中心。這家研發中心，專注于抗感染疾病的研究和開發，創新水平絕不亞于羅氏在歐美的實驗室。截至去年底，羅氏的上海研發中心擁有330名研發人員，累計產生了141件頗具含金量的發明專利。

　　到了去年，幾乎與上海全面啟動科創中心建設同步，羅氏制藥又在張江斥資8.63億元，投建了一個全新的創新中心。羅氏方面表示，在研發中心的基礎上再建立創新中心，是為了給越來越多的實驗室科學家提供工作場所，滿足日漸增長的本地研發需求，以此進一步探索和開發在抗感染領域世界一流的創新型藥物。

　　羅氏的行動彰顯了在滬外資研發中心轉型升級的決心。近十年來，上海外資研發中心集聚度最高的地方是浦東；而集聚度最高的行業則是生物醫藥行業。兩者相交，在浦東的張江、金橋等地，世界生物醫藥巨頭云集。面對上海和中國市場的需求，各大外資藥企大手筆投入研發中心建設。雖然在上海六大支柱行業中，生物醫藥行業產值規模最小，但在外企的引領下，該行業始終位于價值鏈的高端。

　　經濟下行壓力下，許多大型企業都縮緊銀根。投資實業，尤其是大舉投入在周期長、回報慢、風險高的研發領域，并非易事。為何上海的外資企業會不惜成本，逆勢巨額投入到研發端？

　　“這得從很多年前說起。”中國歐盟商會副主席歐達仕解釋，之前跨國公司來中國，是因為在這里建生產線成本低，產品主要為了出口。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對一些產業來說，中國逐漸成為非常重要的市場，中國的需求不斷變大、升級。因此，一些外資企業調整在中國的戰略，“當外企將中國看做市場而非制造基地時，針對當地市場做更多的產品研發變得尤為重要。”

　　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上海，對外資研發中心的吸引力越來越強。近年來全球經濟疲軟，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跨國公司將部分低端產業從中國向成本更低的制造基地轉移時，原有研發中心留了下來，并且不斷升級，新的研發中心又紛至沓來。上海則以其獨特的創新環境和開放特質，吸引全球創新資源集聚。

　　“跨國公司對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熱情高，當然和其自身利益相關，但這些利益與我們有共通之處，和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目標是一致的。”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說。

　　如何推動外資研發中心融入上海

　　然而就在400多家外資研發中心齊聚上海、研發投入不斷增長之際，許多外企卻遇到了相似的困惑：想進一步加大創新力度，融入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大格局，但不知從何入手；想發力時，往往感到若有若無的障礙。　下轉4版 　(上接第1版)對“墻”的感受，不止存在于外企。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張暉明認為，上海打造良好的科技創新生態環境，需要打破數道長期以來形成的圍墻。其中有一道墻，存在于跨國企業和上海整體經濟發展和創新轉型之間。

　　“3年前，我和某制造業跨國公司在上海的研發機構接觸，感觸很深。”張暉明說，當時該公司在上海研發中心就有上千人，1/3負責全球研發配套，1/3著眼當地技術創新，1/3專門做上海和中國創新政策、資源等軟環境的研究。

　　張暉明認為，類似這樣的研發中心，功能完善、實力強大，它們利用了上海的土地、人才等方方面面的資源，也投入了大量努力，但最終形成的成果，卻大多在其海外總部所在地申請專利。上海的外資研發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就是承擔完成總部“布置作業”的任務；或者因為貼近中國市場，春江水暖鴨先知，使它們成為總部創新的“選題來源”。在跨國企業整體創新戰略、組織安排等方面，上海的外資研發中心尚缺乏影響力，這最終使得它們的創新溢出效應不盡如人意，“出了很多成果，但和上海關系不大。”

　　在張暉明看來，上海聚集了大量外資研發機構，在如今的科創中心建設中，它們是龐大的存量創新資源，如果能盤活這些存量，推動外資研發中心的成果在上海落地、轉化，將對科創中心的“全球影響力”帶來巨大的提升作用。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在針對上海科創中心建設成果的調研中發現，過去一年來上海形成了全市上下共同推進科創中心建設的新格局，但仍存在一些瓶頸問題，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外企研發和國家在滬科研機構尚未全面融入科創中心建設的問題。

　　“許多外企研發機構反映，要求參與科創中心的愿望非常強烈，但他們感覺自己尚未完全融入。”肖林告訴記者。

　　調研組認為，外企研發中心和國家在滬科研機構是上海科創中心體現創新資源集聚力、科創成果影響力和新興產業引領力的重要載體和平臺。盡管上海已經出臺了專門促進外企研發中心發展的文件，但在調研中很多外企研發機構反映，其工作和任務與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緊密度還比較低，難以深入參與上海重大科研計劃和項目。

　　“國企創新動力不足，上海設計了容錯機制等一系列辦法激發國企創新動力；民企創新實力不夠，我們也已經有了辦法來扶持。但怎么讓外企融入，確實還需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分析。”肖林表示。

　　調研提出建議，上海需要切實推動外資研發中心融入上海創新體系。認真落實《上海市鼓勵外資研發中心發展若干意見》，扎實推進外資研發中心與本市機構開展合作、進行核心技術攻關，通過提高技術服務、推動技術和技術創新人員溢出方式，促進其融入全市創新聯盟網絡。

　　“我們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思路，但對于具體采取什么辦法，特別是怎么探索利益共贏、互利合作的機制，還沒有答案。”肖林坦言，上海需要針對實際情況，學習借鑒國外創新城市的經驗，讓世界各地的創新企業切實融入上海，消除隔離感。

　　加大開放營造利于創新競爭環境

　　從跨國公司看，希望更多地參與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從上海看，也希望跨國公司在科創中心中發揮更大作用，讓更多創新成果在上海落地。

　　雙方利益沒有本質的沖突，至少相同性高于差異度，相向而行的兩個主體間為什么還有“墻”存在？

　　采訪中記者發現，外資研發中心感受到的瓶頸來自多個方面，不同的企業碰到具體問題不盡相同。比如有的企業反映符合要求的研發人才越來越難找到，有的表示難以參與到上海的重大創新項目中來，有的擔心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

　　然而對于“隔墻”的問題，來自海外的第三方機構有著不同的認識。

　　近期，普華永道針對全球1000家企業，進行了“全球創新1000強(2007－2015)”的專題調研。調研結果顯示，全球1000強企業中，科研投資第一大國在美國，中國是第二大國。在2007年到2015年間，這1000強企業中的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科研投入增長率是79%，但在美國只有34%。也就是說，近8年來，中國吸引研發投資的能力比美國強，而且中美差距還在不斷地縮小。

　　“數據不會說謊。”普華永道上海管理咨詢合伙人陳兆豐表示，上海作為中國外資研發中心最集中的區域，創新吸引力只增不減。至于中外雙方看到的那道“墻”，并不在物理空間中，而是心理上的墻。

　　“我認為，外資企業參與感低只是一個印象。”陳兆豐表示，當政府主導一些項目的時候，雖然公開招投標，但外企參與時總會覺得相比國企缺乏競爭優勢。

　　“根據我們的觀察判斷，現在外資企業對科創中心的‘參與感’低只是感覺而非事實，上海是以國資國企為主導的地區，而目前一些重大科創項目更多由政府主導，由于信息不對稱，外企會感到融入有一定障礙。”

　　陳兆豐表示，政府部門可以推動一些同時面向內外資的研發基金，或者增加重大科創項目的信息透明度，并且制定好相關規則規范，形成一個公平公正的內外資都能參與的市場環境，減輕外資企業“參與感低”的感覺，那道感受上的“墻”自然可以消匿于無形。

　　對于“墻”的癥結和“破墻”的方式，歐盟商會有著相似的理解。歐達仕表示，目前還沒看見有任何歐洲公司正在關閉它們在中國的研發中心，它們仍然對在中國做更多研發表現出非常強烈的興趣，但是，歐洲企業對在中國做研發確實還有一些憂慮。

　　歐達仕認為，從表面看，憂慮和創新人才、知識產權、項目參與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因素來自競爭環境。“創新往往由競爭促成。一個開放的市場，讓各市場主體都能充分參與競爭，能驅使人們進行創新，建立新的商業想法。”歐達仕建議，上海首先要讓市場更好地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加大開放力度，營造更有利于創新的競爭環境。